上世纪50年代末，曾大量出现过营养不良性水肿，天坛医院离永定门火车站较近，从该站常送来一些较重的水肿、干瘦患者，有的病情很重，送来时已死亡，因此我们取得了大量第一手临床资料和尸检资料。当时北京市卫生局成立水肿病小组，我任组长，曾组织专家编著《营养不良性水肿》一书，后因故未正式出版。1955年协和病理科在全市组织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后将其编著出版，其中有2篇由我写成。上世纪50年代，各医院还没有设立心电图室，有2年时间，我负责全院的心电图检查，并且曾在X光室学看X光片。肝穿刺活检病理与肝病诊断是我科与协和医院病理科合作的课题，由我与科内几位年轻医生负责具体操作，此后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1篇论文。

1964年春节刚过，我奉命参加河北高阳救灾医疗队，到达时水灾已过，但农民生活困苦，各种疾病都有。我们自带药品为当地群众治疗，深受欢迎。当年4月，救灾医疗任务尚未结束，我又被调回北京，参加北京市第2期西医研究中医班，脱产系统学习中医。后来我被调到北京中医医院，结束了在天坛医院历时10年的工作。在这10年间，我曾于1955年由卫生部派赴民主德国，随库考夫卡教授学习呼吸衰竭的救治方法及人工呼吸机的应用，回国后在北京医师会及天坛医院作过介绍。1960年，我系统听取苏联专家布林副教授主讲“病理生理学”及中国科技大学杨纪珂教授主讲“生物医学统计学”。

1964年4月至1966年7月，我参加北京市第2期西医研究中医班，进行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结业后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由于我们这批学员在毕业后已有一定的临床经验，领导组织我们学习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从中我逐渐认识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中医是大有东西可学的。“学了中医，丢了西医”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医不科学”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愿意好好学中医，掌握中西医，为人民治病，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做一块“铺路石”。西学中班学制为2年，学员完全脱产、住校，学校参照全国中医学院课程教材安排教学，外请全国知名中医药学家如秦伯未、任应秋、杨数千、岳美中、陈慎吾等讲授经典，组织本校老师认真备课，通过试讲再授课，保证教学质量。当时我已35岁，记忆力虽不足，理解力却较强，我坚持认真听课，做好笔记，自习时做好读书卡片，强化理解，反复记忆，背诵方药，阅读参考资料，加强对中医药的认识，博学强记，做到学以致用。实习阶段，我有幸随伤寒论专家方和谦、金匮专家吉良晨出诊，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增加应用仲景方药的机会，随针灸专家于书庄去京郊农村为农民治疗，从学习操作中，亲见了小小银针的神奇疗效。

西学中班结业，我于1966年8月1日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内科任内科副主任，曾一度全面负责内科工作。北京中医医院名医荟萃，我有幸跟随肾病专家姚正平、肝病专家王鸿士出诊，问学于关幼波、刘奉五、郗沛霖等名家，受益匪浅。中医院门诊量很大，疾病谱也广，使我得到广泛的实践机会。我曾主管肝病病房，与肾病病房会诊，体会中药退黄、降酶、消炎、消尿蛋白、恢复肝肾功能、恢复体能的效果。从1970年到1984年，我主持内科1个病房和高干病房的医疗业务工作，根据医院和科室的决定，推行住院总医师制，积极开展工作，举行临床讨论会，统一各种记录的格式，努力促进病房管理规范化，开展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观察，指导培养下级医师和进修医师，收治各种内科病，重点放在脾胃病、肾病、血液病、老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