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把人民从苦难深重的旧社会解放出来，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心怀满腔热情，心情振奋，向往革命，义无返顾地自愿报名入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此在解放军的革命熔炉中，追求进步，不断成长，先后在江西的华中医学院、第六军医大学刻苦努力，力争学习优秀。1955年我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在部队当军医，当时我想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大概就是忠实尽职，作好一个军人，踏踏实实为部队的保健医疗工作服务。在部队工作一年多以后，我就积极要求上进，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又繁忙地工作二年以后，有一天，医院的政委和院长找我谈话，严肃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组织上安排有一个重要的学习任务要我承担，去参加北京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我就这样把组织的决定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1959年，我响应党的号召，从此走上了系统学习中医和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我也欣然本着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做好了刻苦学习的思想准备，在脱产学习中医的过程中，确实很勤奋紧张，上课自习，背诵经典，默记方药，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中医经典医籍之中，如此经过2 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担任了学习班的班长，结业时我终于因成绩优秀，名列第一，获得卫生部授予的西医学习中医一等奖，当时北京市委对西医学习中医这一新生事物非常重视，的确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提高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认识，看做是医学上的创新生事物，我也因此被评为1960年北京市和全国群英会的特邀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英模会议，这对我来说真是有生以来一次莫大的精神激励和工作鞭策，因此促使我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身于这个伟大的中西医结合事业。

从西学中班结业后，我们将近50位经过系统学习中医的西学中医师，服从组织决定，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单位，集中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先是从中医临床实践开始，跟随当时北京市的名老中医拜师学习，临诊抄方，逐步掌握辨证论治的能力，学习理法方药的运用。如此经过1年多的锤炼后，我便开始在著名老中医关幼波的亲自指导下，采用中医辨证、西医辨病的方法，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肝炎和慢性肝病的疗效，首次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肝炎的论文，由于当时60年代肝病高发，又缺少有效的药物治疗，西医也是束手无策，因此中医药治疗肝病便成为热门课题，影响很大，也显示掌握现代医学方法的西学中人员和具有深厚中医理论造诣和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结合起来，有助于解决临床上一些疑难病的治疗问题，发扬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也有力的推动了全国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的研究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高潮，各行各业欣欣向荣，蓬勃前进，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新思潮和新观念。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和各级卫生行政领导的重视下，如同其他行业一样，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形势，其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全国掀起了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疾病的临床疗效研究的热潮，如中医研究院的冠心病和血瘀症研究，天津的急腹症、上海的肾虚证等研究，都取得显著的进展，面对全国这样的研究形势，这对我们首都北京市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激励和挑战，因此在北京市科委和市卫生局的亲切指导和关怀下，北京中医医院和中医研究所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脾气虚证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组织全市的中西医的科技人员协同攻关，自1982年以来，20多年一直作为北京市科委的在中医药领域的重点课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亦争取列入国家科委的“七五、“八五”到“九五”的攻关课题，开展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和临床研究，脾虚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卫生部、北京市科委、市卫生局的优秀成果奖，是全国开展脾胃证型和脾胃学说研究的首创者之一。在文献理论研究、动物实验模型和证的相关客观指标等多个方面均居于国内前列，受到国内同行的公认，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