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诊室安坐，往来性命相托。
出入圣工妙手，调纵温凉寒热。
他们点亮心灯，共举生命之光；
他们精研仁术，初心纤尘不落。
致敬荣获北京中医医院“宽街明医特别贡献奖”的前辈医师，让我们共同感受明医风范，感恩谆谆教诲，感悟医者仁心。
用“六心”对患者 领航现代中医脾胃病发展
李乾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和医院管理工作60余载。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查批准为全国第三、四、五、六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形成独特的调肝理脾学术思想，提出调脾十五法、治胃十五法。他发起并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中医胃肠病学专著《中医胃肠病学》，成为国内编撰中医消化病诊疗指南的第一人，是当代中医脾胃学说奠基人之一。
“我是穷苦出身，下决心要当医生，给乡亲们看病”
从医以来，李乾构一直坚持风雨无阻地出诊看病。至今，他每周仍然要出3个门诊。“患者来自全国各地，不能爽约。”他说。为此，他几乎不会停诊，遇到患者请求加号总会心软。“带徒讲课也都是约好了的，一旦变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安排，不能乱改。”因此，他也雷打不动地讲课答疑。进了他办公室的，不管是正式徒弟，还是本院大夫、进修医生、研究生，他都欢迎。
医院规定早上8时上班，李乾构总是7时许就到岗。“先给徒弟们讲课，7时30分左右开诊，看完病再总结答疑。”他解释，这样安排虽然自己需要早起，但既不影响当天的患者就诊，也可以让旁听的年轻医生能在8时准时回去工作。工作之余，李乾构也会养养花、喂喂鱼，到医院附近的皇城根遗址公园转转。这时，他会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音响听家乡的采茶戏，听《十送红军》等家乡民歌。离乡多年，这些音乐能把他带回那片青山绿水。
1937年，李乾构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九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记忆里，家乡是清贫的。小小年纪，他就帮着家里干农活。难得的闲暇时刻，他喜欢到家斜对门的中药店串门。“那时候就发现，家里有点钱的，生病了在店里让坐堂医看看，抓了药吃了就能好。而很多看不起病的穷人家，就只能小病扛大病拖。”此情此景，让年少的李乾构颇受触动：“我家也很穷，父亲很早就得病去世了。所以我就下决心，长大了要当医生，给乡亲们看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乾构终于有机会走进学校读书。跨过3条河，徒步25公里，他生平第一次来到县城读中学。“学习好就有助学金可以拿，从初一到高三，我都是靠助学金读完的。”李乾构记得，高考时，他了解到报考师范和中医类高校不收学费。“当时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好要学医。”李乾构说。李乾构以高分考入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医疗系。经过6年的学习，1964年，李乾构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
多年以后，回忆那段求学岁月，李乾构在自传中写道：“我的医学知识是党和人民给的，学成之后，应当加倍地归还给人民，造福于社会。”
刚开始工作，李乾构被分到医院内科肝病组，师从著名中医肝病专家关幼波。“关老出门诊，我就跟着出诊抄方；关老查房，我也跟着查房写病历。”李乾构笑着说，“那时，医院肝病组大师云集，各有特长，我特别幸运，从医之初就得到了这些老师的亲授、指点，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学习宝贵经验”。除了学医术，更要学医德。“关老看病不分大人物还是穷人，都一视同仁。我自己是穷苦出身，感受尤其深。”李乾构说，跟师学习的那段岁月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职业生涯。
1967年，全国数十万建设大军奔赴四川省攀枝花市展开钢铁大会战，可突发的肝炎疫情影响了大会战的进展，一支由北京各大医院20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奔赴疫区，李乾构是其中唯一的一名中医师。他既要用中医治疗肝病患者，又要亲自配药、熬药、送药到工地，做调研和预防工作。由于环境艰苦、工作繁重，同去的医疗队员病倒了一大半，李乾构也不例外，转氨酶升到500单位/升。但他不敢休息：“我一休息，整个中医预防治疗就停了。那么多患者等着，不能停！”经过医疗队近3个月的防治工作，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带病坚持工作的李乾构也受到了同行和领导的表彰。
“医生要开放包容，怎么能治好病怎么来”
回京后，技术突出、工作认真的李乾构得到了重点培养。那时候，医院引进的现代化诊疗设备多起来，能看的病也更多了。院领导考虑中医在治疗脾胃病方面效果很好，希望进一步提升消化科的诊疗水平。
要进步就不能故步自封。西医在诊断方面优势突出，医院提出要与时俱进，提升诊断能力，先是选派李乾构到北京协和医院，师从张孝骞、陈敏章等医学大家，进修消化科内窥镜等技术；后来又选派李乾构到北京友谊医院，跟随王宝恩学习西医消化科知识和技术。
得益于这段经历，李乾构既能充分利用现代医学成果明确诊断，又擅长中医治疗调理，屡起沉疴。“中医有很多流派，但在我看来，不管什么流派，不管中医西医，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给患者治好病。医生要开放包容，只要能治好病，怎么方便、怎么有效就怎么来。”李乾构说。
行医近60载，他继承并发扬了关幼波的“虚病”学说，认为脾胃气虚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根本原因，总结出消化系统疾病多从脾胃气虚论治，尤其擅长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功能性便秘等消化科常见及疑难疾病，并对口腔溃疡、扁平苔藓的治疗有独到见解，其治疗方法疗效显著。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总结出了治脾十五法、治胃十五法、治泻十法、调肝十法、治胆八法，首次提出“急症胃痛”病名，提倡主症与次症的辨证模式。
李乾构常说，中医中药不分家，这种医药并重的观念也推动了他在中药领域的钻研。羚羊角和麝香、鹿茸、犀角合称中医四大动物名药。在我国历史中，羚羊角的使用已有2000多年。《神农本草经》描述，羚羊角具有“平肝熄风，清热解毒”的功效。早年间，我国临床使用的羚羊角大多从苏联进口，价格非常昂贵。
为了节约外汇，寻找羚羊角的代用品，从1979年开始，卫生部组织相关医院的专家联合开展寻找羚羊角替代品的攻关项目，李乾构负责临床观察研究工作。
经过千百次的疗效测试，他发现，如果将我国常见的黄羊角、山羊角、绵羊角等的剂量增加到一定比例，同样可以达到预期效果。1987年，他的研究成果“羚羊资源利用与开发”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
1998年，李乾构又牵头全国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研制了治疗胃痛系列中成药：气滞胃痛冲剂、虚寒胃痛冲剂、阴虚胃痛冲剂等。此外，他研制的健脾消胀冲剂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既方便了患者，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这期间，李乾构的工作内容也从临床拓展到了管理。1988年，他担任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在此后的12年，他掌舵下的医院进行了多项医疗改革，如开办方便门诊、特需门诊、特需病房等，大大方便了患者，受到广大患者及家属的肯定。
“把患者当家人对待，想尽办法解除他们的痛苦”
清代名医叶天士曾在其《临证指南医案》谈到自己的行医准则：“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李乾构说，这也是他的人生信条。“我有个‘六心’工作法。”李乾构介绍，所谓“六心”，就是孝心、耐心、关心、爱心、体贴的心、同情的心。
他举例，有长者就诊，就要明白人老了难免话多，不要觉得对方絮叨，要以为人子女的心情给患者看病；遇到年纪相仿的患者，就要尽量体谅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心境和难处；看到比自己小的患者，就要像关爱自己的子女一样……
“工作中，你只要有了这‘六心’，就会把患者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想尽办法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样就不太可能出现医患纠纷、医患矛盾。”李乾构说。
他不仅以“六心”要求自己，更把这样的为医之道传授给徒弟们：“带徒第一课，我就要先讲‘六心’，讲我们医院的院训‘仁术勤和’，告诉徒弟们，医生要有救死扶伤的精湛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要爱岗敬业，不断学习进步。”
作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多年来，李乾构带的徒弟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中青年骨干。“他们自己已经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怎么能让他们再有长进、有收获？我告诉他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咱们教学相长。我既要全面介绍自己的诊疗心得，还将我的老师们的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给他们。同时，我自己也在不断看书、学习，把多年来从其他专家同道那里了解的好方法、新理念进行梳理、总结，结合自己的理解讲给他们听。”李乾构说。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学好中医一定要多记勤问，多动脑多思考，当常规疗法效果不理想时，要想一想如何创新治疗思路。在李乾构办公室的书桌上，堆着厚厚一摞讲义。翻开细看，仅从目录即可发现，那些讲义绝不仅是兴之所至的点拨，从第1讲到第347讲，全是系统性、有条理的梳理总结。
“李老的带徒小课堂特别受欢迎，每次开讲，不但徒弟们悉数到齐，我们小大夫也都争着来旁听。”科里一位年轻医生告诉记者，李老虽然每批正式带徒只有2人，但讲课时，这个“教室”常有近20人旁听。
临床带徒之外，李乾构也把自己对医院管理的理解传递给后辈。现任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记得，李老曾送过他一盏灯和一把伞：“李老没解释，但我明白，他是在告诉我，办好中医医院，就是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只要患者有需求，我们都要努力满足。”
但其实，李乾构自己也是个老病号：慢性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炎、胆结石、肺气肿、慢阻肺……“一检查一身毛病，病历本上，医生足足给我写了22种病。”李乾构笑言，“我自己调理得还可以，在家歇着只能看电视，还是要多活动。我每天来医院看书、找资料、备课工作，坚持带徒、出门诊，用老话儿说，就是要‘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