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四晚上11点，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喂，皮皮，明天帮我去看看我爸好吗？”这声音好熟悉，突然我意识到这是个越洋电话——同学佳的电话。“我妈说，我爸最近胃不好，住院了。说问题不大，但我每次打电话，家里都没人，我爸也一直不接我电话，总觉得他们在隐瞒什么，我后天回国，你先替我去看看到底怎么了。”
    第二天，按照佳说的地址，我来到了医院，也许是过年的原因，病区很冷清。走到病房外，我踮起脚尖，正要透过门上玻璃往里看，忽然门开了，从门缝里挤出一个“小老太太”，四目相对，只觉得这眼神真熟悉。“皮皮？你怎么来了？”“阿……阿姨？”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小老太太”竟是佳的母亲！印象中，佳的母亲是那种娇小玲珑型的女人，但也不至于如此瘦弱呀，瘦小得让人感觉一只手就能把她举起来似的！阿姨的头发都白了，老老实实地贴在头皮上，巴掌大的脸上罩了一个大口罩，松松垮垮的，瘦小的身体上套了件棉服,逛荡逛荡的。
    “皮皮，你怎么来了？”阿姨边问边摘下了口罩，那张蜡黄的脸上，一双深陷、布满血丝的眼睛格外抢眼。“阿姨，听佳说杨叔病了，我来看看，佳明天就能到北京了。”“啊？佳回来了？”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喜悦和希望，那双干枯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那双手是那么冷，抓得是那么紧。接下来，阿姨叙说了杨叔生病的过程，年三十杨叔突然昏倒，醒来后就开始便血，脸色蜡黄，但他执意不来医院，说是初五还要上班。第二天，杨叔便血更加严重了，再次昏倒，最后被120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每隔两三天杨叔就会便血，每次都是黑漆漆、果冻似的大半盆，血色素也降到了5克。一次，阿姨扶着杨叔去卫生间，刚一下床，杨叔突然口吐鲜血，眼睛一闭，晕倒在床边。床单上、衣服上、地上血迹斑斑。阿姨说当时她紧紧抱着杨叔，心里怕极了，感觉这次他挺不过来，天就要塌了。吐血时，血呛到肺，杨叔的肺又感染了，开始发高烧，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可只要他感觉好点，就会轻轻地说：“别告诉孩子。”阿姨说，杨叔知道佳现在正考试呢，不想让她着急！
 　正月初六，佳回到了北京。来到医院，她一下子冲进了病房，噗通一声跪在父亲的床前，紧紧拉着父亲的手。也许是亲情感应，杨叔慢慢地睁开眼睛，侧过头，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女儿，女儿的样子在他的眼睛里由清晰渐渐地模糊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然后，杨叔用力地攥了一下拳，摇了摇头，他知道，女儿因为他耽误了考试！
    接下来的几天，佳陪着母亲找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阿姨看起来比前几天也精神了许多。她说，闺女在身边，心里踏实，不管发生什么，一家人在一起！杨叔的病好好坏坏，一直不稳定，但只要稍微好点，他就要求摘掉呼吸面罩，和女儿聊几句，大多是询问在国外学习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转眼间，20天过去了，佳要回美国了，因为马上要毕业了，她签了实习单位，必须回去，但她又怎么割舍得下病重的父亲呢？杨叔似乎知道了女儿的顾虑，这几天病情稳定了许多。
　一天，我去看杨叔，佳正好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怎么样，医生说什么了？”我关切地问。“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们坐在走廊里，佳说杨叔的病情不稳定，随时有生命危险。她转述医生的话时，很镇静，很平静，有一种超出她年龄的沉稳。“为什么？为什么我爸不再给我点时间，再等等我，就一年，就一年了！”她不停地晃动着食指，重复着：“一年，就一年……”然后仰起头，泪水“刷”地一下子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刚才那张坚强、沉稳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无奈，“人家说‘山西老抠’，我爸是山东人可比山西人抠多了，一分钱恨不得掰碎了花。大学毕业那年，我说想出国留学，但花销太大了，怕我爸不同意，但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说钱要花在刀刃上！临走时，我拍着胸脯说一定好好学习，挣大钱，给他们买大汽车、大房子。当时，我爸特高兴，说一定等我回来！我在国外边学习边打工，小假期时还和朋友们去玩玩，每次打电话我都兴高采烈地讲述着国外的生活，却很少打听他们怎么样了。我似乎忘记了，自己长大的同时，爸妈却变老了。知道吗，我爸在病倒的前一天还在值夜班，其实他去年就退休了，可为了我，他还在挣钱，还在挣命！以前，我从来没想过爸妈会生病，生命会这么脆弱，这么急促，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佳的话。我们都是80后，从小到大习惯了父母的照顾与呵护，有时甚至认为这些照顾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求学、结婚、生子，在我们成长过程中，衰老和疾病却一点点逼近父母。但父母似乎看不到这些“危险”，他们只是一心期待儿女的成长与快乐。
    三天后，佳坐上回美国的飞机。一周后，杨叔出院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挺过来了，也许杨叔听到了女儿的祈求，他要给女儿时间，要给女儿希望。我想生命就是这样吧，它是脆弱的，经不起疾病的折磨；但它又是顽强的，为了爱，为了希望，它百折不挠！
作者：北京中医医院 杜宇